湖南师范大学 社会学 郭奕良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陈刚因没有向美国能源部披露其从中国的各类机构实体获得的合同、合约以及奖项，于当地时间1月14日在其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家中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
陈刚教授不是个例。与陈刚教授遭受同样命运的还有曾在阿肯色大学供职的华裔工程学教授洪思忠、曾在埃默里大学教学的华裔生物学家李晓江等一百多位专家学者。这些科学家们的遭遇，与一项由中国政府发起的“千人计划”有关。对于这项计划，千人计划本是由中国政府实施的一项科学家引进计划，目的是“从2008年始用5至10年时间，在国家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中央企业和国有商业金融机构、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等，引进2000名左右人才并有重点地支持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
但是，这样的人才高地计划，很遗憾地被美国打上了“间谍行动”的标签。华盛顿认为北京此举是通过引进正在或曾经供职于美国核心部门的人才，将美国的核心技术输入中国。美国抓捕的科学家显然不只限于华裔或华人科学家，一些西方知名学者也被指控有罪。美国马萨诸塞州地区检察官安德鲁·E·莱林表示，“千人计划”是中国政府精心谋划的行动，旨在填补它认为的战略空白，其中就包括纳米技术。而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方虹则指出，“千人计划”与其他国家的人才引进项目类似，旨在促进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美国这种指责是不正当的。
应当承认，中美之间的竞争客观上确实存在，而中美两国各自掌握的人才资源丰富程度，决定着这场竞争的胜负。只需简单回顾历史便可以理解人才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1900年的美国的工业化水平就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科技领域仍然落后于工业化排名第三的德国，而美国后来获得的科技优势乃至全球领导地位，则是因为美国吸收了全世界大量人才，特别是来自德国的科学家。不过，中美两国对于人才资源所发挥的作用却有着不同的认知。美国掌握丰富的人才资源是希望能维护其国际秩序领导者的地位，但中国则是为了提升本国科技实力以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现实证明，这种认知不同带来的矛盾正在逐渐扩大，急需解决。
那么，出路在哪里呢？中国有句谚语，“解铃还须系铃人。”不想使中美两国竞争演变成“修昔底德陷阱”——新兴国家与守成国家的全面战争。就需要从人才资源方面去着手解决。用基辛格博士的话来说，中美两国必须讨论超过怎样的界限两国将停止继续威胁对方，以及这个界限要如何定义。因此，在两国的人才招聘方面，中美双方需要在这一领域共同讨论建立一个“界限”——也就是建立跨国人才招聘的对话制度。中美两国共同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两国有着密切的交流与合作，理应通过这一制度建立起两国在人才招聘方面的战略互信，管控分歧，促进合作。既能使两国的国家战略得以实施，不会进一步引起彼此的猜忌，又能促进全球的人才流动。虽然人才招聘或许只是中国与美国产生分歧的一个领域，但是战争的爆发往往源于国家之间对某一领域分歧管控的忽视。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一跨国人才招聘对话机制，建立的目的是为中美之间有关人才流动与招聘上的矛盾解决提供一个对话平台。中美之间的关系，并不同于20世纪的美国与苏联。美国需要来自中国的优秀学生，中国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也需要美国的科技力量和它所培养的人才。比起无休止的相互敌视，选择建立一个人才招聘的对话制度，凝聚共识，厘清分歧会是一个避免战略误判的选项。
其次，关于这一对话制度的组织、功能以及参与人员范围，可以采取一个有原则但灵活的态度来加以安排。这一制度由两国政府出面组织是应当且必须的，因为这一对话制度重点要解决的是华盛顿与北京在人才招聘方面的巨大分歧。
在这一制度下，两国政府对话的内容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两国学者涉及的科研项目对彼此国家利益的影响；学者的经济待遇等；对于双方之间存在竞争的科研领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彼此的底线，寻求合作的空间；而在参与的人员范围上，不止是官方的参与，还应允许两国的科学家或者智库参与到对话中来，推动科研交流、信息互通，为双方的沟通与合作提供信息支持和意见参考。回顾50年代的历史，刚刚在朝鲜半岛结束厮杀，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就在华沙开启了大使级会谈，直至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今天的中美两国更应意识到解决中美两国分歧的最好办法是对话，而不是各自驾驶着两辆即将相撞的巨型卡车，来赌谁会第一个调整方向。
最后，关于由谁来提出建立这一制度的倡议，我们认为中国将会是一个可能的选项。华盛顿并不愿意接受一个事实，就是美国已经不再是那个冷战刚刚结束的美国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已经在被打破，“良性霸权”的神话早已灰飞烟灭，美国对于国际义务的推卸已经使其他国家对美国产生了警惕。而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正在逐渐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对比中美两国在构建国际秩序以及在人才流动上面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到由中国来倡议并组织一个人才招聘对话机制将是有希望的。
但是，这项跨国人才对话制度即便建立，也有可能名存实亡。华盛顿方面根深蒂固的充满敌意的对华战略认知证明这种担忧并不是空想，事实上这种认知将成为建立中美跨国人才招聘对话制度的最大障碍。美国试图沿袭过时的冷战思维来应对中国的崛起，在美国大西洋委员会最新出版的模仿“冷战之父”乔治·凯南“长电报”的“更长的电报”中，美国将中国再次描绘成了如苏联一般的“自由民主世界”的“威胁”，试图继续维持一个错误的目标——保持美国在所谓“自由世界”乃至全世界中的霸主地位，将这种霸主地位神圣化、固定化。然而令人觉得讽刺的是，曾经的美国，对自己的霸主地位是有着清晰冷静的认知的，克林顿政府时期的总统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指出，由一个单一的国家在国际体系中长期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地位，这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例外而非常态。
因此，美国政府根深蒂固的对华错误战略认知，将使中美双方在两国科技人才方面的交流招聘或者合作这些问题上展开有意义对话——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的希望变得十分渺茫。美国也不会容忍在又一个对话平台上，中国会发挥与美国同等甚至更大的影响。然而中国对于美国来说犹如人身上的主动脉，美国一方面需要中国这条“主动脉”的存在，与美国合作，另一方面却又试图彻底打压中国，想要切断美国这条“主动脉”。如果华盛顿方面没有决心以认真务实的态度调整其错误的对华战略认知，前文所构想的这个平等交流的对话平台即使建立，也将失去它的存在意义。
对于华盛顿来说，人才竞争以及背后的综合国力竞争，从来都是“赢者通吃”的，拜登强调美国应当联合同盟国对于科技、贸易、知识产权等方面达成统一的标准，以便于遏制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回流。而这一统一标准的制定代表着民间交流和科技合作会掺杂更多的政治博弈，也就是说美国通过这种“集体影响力”制约中美双方人才的交流，借助显性或隐性的政治压力威胁对话和谈判机制的平衡性，从而使得中美之间即便建立了人才对话制度，也将流于形式，换言之，基辛格博士所期待的中美之间设立的所谓“界限”，会因为华盛顿方面的零和博弈思维而使得“界限”荡然无存。
即便中美两国先行讨论彼此在人才招聘方面的“界限”如何去定义，我们也会发现华盛顿对于任何从美国到中国的人才流动充斥着各种形式的敌意，正常的科技交流活动与人才竞争将会被贴上“敏感”的政治标签。2019年美国政府对于STEM专业（数学、生物科学、技术、工程）的中国留学生拒绝签发学生签证，严密“防范”中国对于美国高科技领域的“剽窃”，这代表着美国对于中国严重缺乏战略信任。美国通过所谓的“敏感”领域的标签导致双方界限的模糊化，扭曲化，为彼此的人才对话与流动增加更多变数。
所以，中美两国之间人才对话制度的建立，一方面需要中国自身实力的强大以及主动发出相关的倡议，但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对华战略认知不能转变，那么这一制度也无法发挥其应有作用。美国会成为一个“否定性的超级大国”——一个只拥有破坏能力而无建设能力的超级大国。所谓促进全球人才流动，使彼此人才能为两国发展战略服务的美好目标更将难以实现，中美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这一以合作为导向的制度设计应当是两国所共同努力的，“修昔底德陷阱”的悲剧不应该在21世纪的地球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