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英文名：Ray Huang，1918年－2000年1月8日），历史学家，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时仅就读大学一年级的他决定辍学，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后黄仁宇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新闻系，分别于1954年与1957年获学士与硕士学位，之后转攻历史系，并于1964年获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明代的漕运》）。曾先后在南伊利诺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任教，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他的代表作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十六世纪明代的财政与税收》等，并参与《明代名人传》、《剑桥中国史》、《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集体研究工作。
黄仁宇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是其倡导的大历史观（macro-history）。这是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它是对于英美微观剖析历史方法的一种反动，强调不通过对历史人物短暂生涯的探究和历史事件的孤立分析来研究历史，而是要通过对当时历史社会的整体面貌分析和把握进行历史研究，掌握历史性社会的结构性特点。例如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他不探究历史人物的善恶忠奸，而是把他们放到整个明代的社会框架中进行研究，强调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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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逻辑关系和政治文化构架。
二、全书架构
《万历十五年》一书为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全书分为七个章节，基本每一章节都围绕一个典型人物展开叙述，全书共涉及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首辅申时行、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以及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他们分别代表的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行政首脑、内阁和官僚体系，军事组织以及思想体系，这构成了万历年间支撑帝国社会大厦的基石。作者通过分析这几个人物的政治和生命历程，旨在探寻他们产生悲剧的历史规律。
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实为中国历史上平平淡淡的一年，但这平静之下却暗流涌动，很多历史学家对这一年感兴趣，在这一年，万历皇帝开始彻底消极怠工，不问朝政；显赫一时的大学士张居正已被抄家，遭遇了死后最为严酷的清算，申时行任首辅已达四年半，深谙调剂折中原则的他依然无法协调与文官集团的冲突；南京督察院右都御使海瑞去世，死后仅留下白银20两，不够殓葬之资；抗倭名将戚继光在贫病交迫中死去；哲学家李贽剃度为僧。
一如作者在全书序言中指出的上述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郑贵妃、福王常洵等，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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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作者精辟的指出：“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下述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分析，来阐述这一论断。
三、人物介绍与分析
（一）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9岁即位，20岁亲政。至1587年，年仅24岁的他已经登基驭宇长达15年，作者笔下的万历皇帝朱翊钧，自幼聪慧过人，读经史过目不忘，在首辅张居正的亲自教导下成长。亲政之后的他勤于政务，励精图治，力图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就是这样一位本可以大有所为的少年英主，却保持着令人咋舌的近三十年不上朝的历史记录，被称为“活着的祖宗”。如此大的转变使得诸多史学家迷惘错愕，作者则以其自己的视角对这一历史现象作出阐释。
作者认为，皇帝的职位是一种适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但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人，皇帝已渐次退化为权力的象征。而明朝自开国皇帝朱洪武开始，便已经有意识的重用文官，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万历年间早已形成了一个成熟的文官集团。皇帝在诸多事情上无法与强大的文官集团抗衡，万历皇帝越来越清晰的意识到即使自己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产物，一个权力的象征，一个空具形体的傀儡。这一矛盾最终在立国本的问题上集中爆发。
中国几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律和技术，封建统治者已经谙熟，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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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力量维持尊卑有序的格局。在繁复的社会事务面前，政府不断通过强化道德的观念作为处理问题的手段，将本该用法律解决的问题归结到道德上去，不免产生无尽悲剧。
虽然万历皇帝想依据自己的意志立储，但他又深知即使自己作为皇帝，也无法挑战千百年来继承的长幼之序。由于无法立自己最宠爱的妃嫔郑氏之子为储，万历索性把立储的问题束之高阁，消极怠政。这反应出的问题是皇帝自主决定的权利已经被压缩到最小的限度，心有余而力不足，所做之任何决定都要受文官集团的牵制，必须符合文官集团的利益，这渐渐将皇帝对政事的热情消减为零，与其沉浸在几乎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都难以实现的痛苦中，不如选择无为而治，这种怠政无疑是他对朝堂上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但这种报复最终导致了一个朝代的没落。
（二）大学士张居正
张居正在历史上以伟大的改革家形象出现，对于万历皇帝而言，亦师亦父，万历自9岁登基时起，就活在张居正的影响之下，也正是这样的历史机缘，赐予张居正权倾天下的能量，能够左右皇帝的思想，借皇帝的权利实施自己的抱负。
张居正才华横溢，敢于改革，推行著名的“一条鞭法”和“考成法”，旨在简化税制，减轻农民负担，督促官吏恪尽职守。但他又是一个独断专行，待人苛刻，生活极尽奢侈，报复欲强烈，表里不一，道德并不高尚的人。简言之，历史无法用简单的好与坏的标准来界定张居正，只能说他是一个及其复杂，深谙玩弄权术之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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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祖制要回家丁忧三年，但张居正不愿放弃苦心经营多年的权倾一时的局面，又介于皇帝和皇太后的挽留，于是选择夺情。这无疑给张居正以后的悲剧埋下伏笔。在法治的力量有一定限度的时代，道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个人只要懂得忠孝六节，他就自然地会正直而守法。现在要是皇帝的老师不能遵守这些原则，把三年的父母之丧看成无足轻重，自然不能使亿万小民心悦诚服。
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一代伟大的政治家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但关于他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自幼生活在张居正阴影下的万历多年以来积攒的愤怒集中爆发，加之张居正诸多激进的主张与文官集团的保守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诸多臣子借势极尽弹劾，与张居正的清算正式拉开了帷幕。皇帝的震怒于这一位高权重之士背后的贪婪，表里不一与对权势的控制，这加剧了皇帝对现实的绝望。
他逐渐明白，倒掉张居正，真正的受益者并不是他自己。在倒张的人物中，一类人物强硬而坚决，但张居正的案件一经结束，他们立即把攻击的目标转向皇帝。在劝谏的名义下，他们批评皇帝奢侈懒惰，个人享乐至上等等。总而言之，他们要把他强迫纳入他们所设置的规范，而不让他的个性自由发展。另一类人物则干脆是为了争权夺利。他们利用道德上的辞藻作为装饰，声称只有他们才能具有如此的眼光及力量来暴露张居正集团的本质。在其被劾之后在朝廷上空出来的大批职务，他们就当仁不让，安排亲友。这也难怪乎万历逐渐在绝望中淡出朝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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