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生
    1916年生，河南省新县人。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供给处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排长、连长、副营长、营长，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三十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七旅十九团团长，第六纵队十七旅旅长，第二野战军十二军三十五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副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85年、1987年分别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和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党我军卓越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军委原委员，总政治部原主任，北京军区原司令员，沈阳军区原司令员，国防大学原政治委员李德生同志，因病于2011年5月8日15时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李德生同志1930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3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李德生](1916—2011-05-08)河南新县陈店乡李家坳(原属光山县柴山保)人，出身贫农。1930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不久改为红一军)。193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反“围剿”。1932年10月在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途中参加新集、漫川关等战斗。1933年后，曾任红四军第十二师连指导员。参加过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1935年参加了红四方面军长征，在红四军十师任交通队通信员和党支部书记、排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任徘长，参加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的战斗。1938年任连长、副营长，曾参加响堂铺等战斗和百团大战。1943年任营长，同年调至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任三十团团长，1945年任第七六九团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七旅十九团团长。1946年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十七旅旅长。曾参加上党、邯郸、鲁西南等战役，继又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1948年参加襄樊战役和淮海战役。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十二军三十五师师长，参加渡江及西南诸战役。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副军长，参加了第五次战役、上甘岭战役和金城反击战。曾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和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54年回国。1955年任军长，同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8年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1960年毕业返回部队。在组织军事训练中，总结出“郭兴福教学法”，被推广至解放军各部队。1968年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69年5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0年4月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971年1月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同年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1973年12月任沈阳军区司令员，1977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85年11月，任国防大学政委。是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85年被增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88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
毛泽东“文革”中起用李德生始末
　李德生，1916年生，1930年初不满14岁就参加红军。1950年任某军副军长，同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又被授予上将军衔。“文革”开始，他受命于毛泽东、周恩来进入中央军委，此后历尽风风雨雨……
　　“文革”伊始接受使命
　　1967年夏天，不仅是一年四季中温度最高的季节，也是“文革”开始以来“温度”最高的一段日子。“红色风暴”横扫中国大部分地区，中华大地陷入史无前例的混乱之中。人们由唇枪舌剑迅速升级到真枪实弹。火炮相拼的武斗给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危害，干扰了人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李德生这时任南京军区第12军军长，驻扎在安徽境内。社会的混乱现象还没有扰乱部队，所有工作还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
　　一天，李德生突然接到千里之外的电话，这是周恩来总理的紧急电话。周恩来用急切的口气命令他：立即来北京，有重要任务。马上有一架专机去接你。
　　他一到北京，没有等他喘口气，周恩来立即召见他。在见面的握手之间，周恩来就将召他来京的意图简短地表明了。坐下后，又详细地介绍了安徽乃至全国的形势。形势很严峻，令人担忧。李德生听见周恩来沉重的语气，心不由主地往下沉。他虽然在安徽，并没有直接参与地方领导，还不知道安徽局势恶化得这样快，连中型城市也卷入了武斗行列。
　　周恩来命令他立即返回安徽，带部队去首府合肥，越快越好！
　　周恩来叫李德生“出山”不是没有道理的。抗美援朝中，开创世界战争罕见记录的上甘岭战役中就有李德生率领的部队。上甘岭战役是朝鲜战场上战斗最艰苦、作战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电影《上甘岭》之所以能引起亿万人民无比的自豪，就在于它打出了中国的军威、国威。可这一次，李德生面对的不是日寇，不是美国鬼子，也不是国民党军队，而是自己的同胞、自己的人民，解决这个矛盾要比对付真正的敌人难得多。
如果没有难度，周恩来也不会彻夜不眠，将他从千里之外调到北京亲自布置任务。周恩来在“文革”中竭力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李德生是深有体会的。  
　　临走，周恩来又扼要地叮咛道：“制止武斗，消除派性，促进联合，稳定局势，抓革命促生产。”
无须多言，李德生非常理解一国总理此时此刻焦急担忧的心境。他没有在北京停留，当即返回所在部队，随后又日夜兼程带领军直机关赶往合肥。
制止武斗只身进入火力网
　　合肥上空这时已经硝烟弥漫，大楼也好，街道也好，甚至是居民的住宅，都成了枪战的工事体。连日来已经发生多次流血事件，两派群众没有因为死亡、流血而放弃敌对情绪，正好相反，敌对情绪犹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武斗场面像脱缰的野马，什么人都拉不住。整个城市好像充满了浓烈的瓦斯，一丁点儿火星都会引起猛烈爆炸。
　　刻不容缓！李德生命令部队把汽车开进两派对峙的“前沿阵地”。当时，人们已失去了冷静的头脑，也不管来什么人，干什么来，照样开枪不误。干部战士躲开正面射击目标，在密布的火力网下，开始了猛烈的“前沿”宣传攻势。没想到这一喊话，还起到一定的冷却作用，特别是李德生亲自做宣传工作，使两派群众有了信任感，认识到这样武斗是违背中央精神、违背毛主席指示的。渐渐地枪声稀零下来，混乱局势得到了控制。接着李德生趁热打铁，亲自和两派代表谈话，反复宣传中央的政策，促使局势走向稳定，两派实现了联合。
　　制止武斗有时要冒生命危险。一次，李德生到武斗严重的芜湖，赶到现场，被围困的一派从窗户里放下一个软梯，只准李德生一个人上来和他们谈判。警卫人员一见，死活不敢让军长一个人去冒险。虽说上面不是虎穴，但是他们对上面的情况不了解，再说“文革”以来，多少党的高级干部被打死整死，哪里还有什么法制可言？让军长单独和对方谈判，搞不好会出事的，怎么向中央交代？
一听大家的担忧，对部下从不高声责备的李德生有点生气了，说：“怕什么？如果我被打死了，坏人也就暴露了，群众就会觉悟了，问题不就可以解决了吗？”
　　李德生不顾个人安危，爬上了软梯。 
　　他的这个举动足以叫两派群众感动，武斗的紧张局势随之解除。
　　成为党的副主席受江青特别“关注”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在北京召开，李德生以他独特的经历和特殊的功绩走上了党的副主席岗位。
　　李德生成为党的领导人，这无形又在江青一伙通往最高权利的道路上树立了一道屏障。之前，江青他们和林彪相互利用相互勾结又相互拆台。在庐山会议上，江青对林彪设国家主席是持反对态度的，成为胜利的一派。林彪垮台了，江青手里有了反对林彪的资本，以为从此可以一手遮天。可是大家都知道，在林彪叛逃前一个月，《解放军画报》7、8月合刊上，第一张大照片就是江青从庐山回来后，专门请林彪来钓鱼台她的摄影室亲手给他拍的，画面上的林彪手捧毛主席著作，江青为照片取名“孜孜不倦”。可见，江青还想继续利用林彪。
　　但是江青却以功臣自居，向党要权要职务。党的十大上她进入中央政治局，但只是委员却不是常委，她还不满意。不过，“四人帮”的势力是从十大开始形成的，王张江姚都进了中央政治局。
　　李德生对江青他们一直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后来担任总政主任有许多问题无法回避江青，特别是拍摄“样板戏”电影，江青长期对八一电影制片厂不能占为己有而耿耿于怀，李德生没有听从江青的“指示”，恢复了八一厂的军队建制。这可把江青气坏了：这不是拆“样板戏”的台吗？从此，江青更记恨李德生了。
放火烧荒事件
　　1973年10月，江青又开始新的活动，她在清华、北大发动所谓“反击右倾回潮运动”，拉开了批林批孔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