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周，全球经济数据有喜有忧，不确定性气氛愈加浓厚，增添了未来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

当前被问及最多的问题仍是全球经济是否会二次探底。需要强调的是，这一问题主要与西方经济体有关，而大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正趋于稳定。我们关于二次探底的观点没有改变。假若其真的发生，最有可能由以下因素引发：过早紧缩等政策失误;油价上涨冲击西方经济体，或市场失去信心。尤其是最后一个因素，当前景愈见困难时，信心愈难预测。

中国的货币政策近期因加息有所趋紧，后续是否持续趋紧还有待商榷。幕后决策者必须充分权衡各种政策的利弊。中国国内经济正在企稳，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并未因国际经济图景堪忧而削弱，反而有可能因中国国内经济形势的发展而改善。

此外，预计中国明年即将实施的“十二五”规划将会进一步提振宏观经济。推动区域发展有望成为政策重心：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在新形势下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近些年中国蓬勃兴起很多新兴产业，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留给中国的一个经验教训是，有必要快速推进产业升级：实施节能减排，淘汰高污染、高能耗的工业，告别低附加值出口时代。按照以往惯例，国家发展规划的开局之年往往会拉动宏观经济增长。

中国重新开始允许人民币逐步升值。在我看来，这一政策决定是正确的。然而从国内角度出发，或许低附加值出口企业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很多企业担心货币升值减弱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同类出口产品从表面看无疑将会受益，但它们是否真正具备与中国产品竞争的实力则是另一回事。即便在其它出口行业，也不难听到中国的竞争力正在减退的声音——但不是因为货币升值，而是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工资成本上升的压力将促使沿海加工企业向内陆搬迁，以节约人力成本。但这仍不能掩盖人民币被低估的事实。

不仅中国，很多国家也存在着对汇率市场的显著干预。存在这种情况有两个含义：

一是外汇储备进一步“被动多元化”。我们用这一个词来描述当前看到的外汇储备管理，即储备国不主动卖出美元，因为担心大量抛售美元会引发危机，但在新增外汇储备的构成上增加非美元资产种类。以中国为例，中国正在购进韩国和日本国债，近期市场猜测，还将购进希腊国债。另一方面，很多国家希望把外汇储备扩充至人民币。这一点实现起来难度颇大，但今年年中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迅速发展或许可以被视为人民币国际化货币的序曲——不仅可用于贸易结算，而且更活跃地用于投资和其它业务。

二是产生爆发货币战争的观点。货币战争更多地是经济不确定时期的体现。有观点批评很多国家正在将其货币作为活跃的政策工具。当前富有弹性的东方经济体和脆弱不堪的西方经济体之间的鲜明对比更是加强了这一观点。西方大公司未来更多投资于新兴经济体、而不是母国的可能性增加了西方经济体面临的困难，令人担心其失业率仍会居高不下。经济低迷时期往往存在着保护主义大行其道的风险，现阶段贸易保护主义又呼之欲出。货币战争如何演变将对全球经济复苏带来深刻影响。估计在即将举行的韩国G20峰会上，这一问题还不会成为主要话题。但法国已经准备在明年担任东道主的G20峰会上，将货币以及大宗商品，甚至资本主义本身等列为峰会的重要议题。这暗示出，2009年伦敦峰会以来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全球宏观政策协作将受到挑战。

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是由多个因素共同引发的：对预警信号置若罔闻，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失灵;以及全球经济失衡。重建全球经济平衡需要部分国家经济运行的DNA作出调整，大多数西方国家(德国除外)需要增加储蓄，众多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顺差较大的国家如中国需要加大支出，并进行货币汇率调整。在进行货币汇率调整时固然有必要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情况，但人民币的确需要升值。这不仅是出于中国国内经济的需要，也是扭转全球经济失衡的组成部分，此举也会减轻其它国家的压力。当然，西方不应当将自己的货币贬值当作解药。德国多年来苦心经营出口，其出口亮丽业绩的取得，靠的是质量，而不是价格。西方经济体还应认识到，中国拉动内需的政策，及其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力，对全球经济危机后的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

总之，货币币值的调整不仅有利于避免滑向贸易战争，而且也是防止新兴经济体资产泡沫形成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适当的利率提高，抑制国内资产泡沫，控制热钱流入都有其必要。然而，这一进程的完成可能是逐步的。这也是当今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重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