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开展“生前预嘱”入法现状与困境的调研，实践小组在四川省、内蒙古省以及重庆等地区开展了实地调研和访谈。通过调研走访不同机构，明确了解两省一市关于病人医疗自主决定权下实践状况与困境，形成当下实践中做法的实践报告，为后续的研究和探讨提供更加深入的基础。通过调研基层民众，明确了解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生前预嘱的认知情况以及接受程度以及对于推广的期待内容和建议，最终形成一份关于医疗自主决定权民意调查的报告。
一、问卷发放：
本次问卷发放对象为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不同生活环境的广大群体，所调查区域涵盖四川省、重庆市与内蒙古省。主要围绕个人对于“生前预嘱”的了解程度、接受程度以及对于“生前预嘱”是否应当实施所持观点、前景展望与建议几方面展开。
二、访谈调研：
本组队员着重通过对两位医师与一位法官的采访，了解患者及其亲属与医护、法律人员对于“生前预嘱”制度的理解、态度、推广现状、推广可能会出现的困境与推广建议。
在与四川省江油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郭医生的访谈中，实践队员了解到在四川省，“生前预嘱”几乎很少执行，由于“生前预嘱”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在临床关于对ICU病人是否进行抢救这个问题上，医院仍会采取家属的意见执行。郭医生指出“生前预嘱”的推广困境仍然存在：一是没有法律的支撑；二是一旦推广，医院需要更加兼顾医学伦理与尊重患者意愿两方面；三是执行“生前预嘱”虽然有临床标准可以遵循，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还需要医生结合实际经验来判断。“生前预嘱”实施推广之后，可以有效减轻“没有受疗价值”患者的痛苦与家属的经济压力，还可以有效使用社会资源，值得大力推广。关于推广建议，第一个要建立好相关的法律制度；第二个要搞好相应的宣传，医院抓好实施，然后在遇到特殊情况时再及时进行反馈，进一步对相关法律制度规定进行完善修改。
实践队员还采访了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法官。高审判长认为，深圳该项条例不能很好的尊重患者的态度，如果一个人早年立下“生前预嘱”，无法保证老年时会希望按其执行。该条例需要进一步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在吸收国外的经验过程中不断发展。在深圳生前预嘱公证的过程中，将预嘱人的医疗和健康照护作为未来意定监护人的监护范围的一部分，高审判长认为这样的做法存在风险：人在经济利益方面能否守住初心，判断当事人所立的预嘱是本人真实所想也是一大困难。
在提及“生前预嘱”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关乎生命价值、家庭伦理、医学利益的综合性命题时，高审判长指出，第一个原因是法律介入能更充分地保障或者考察生前预嘱是不是当事人的真实表示，真实性是法官首先考虑的问题。虽然没有遇到过与“生前预嘱”相关的案例，但是就审判而言，高玲法官可能会更多的考虑真实性，比如他当时做这份预嘱的时候他的这个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是否有受外界的影响，他的身体状况与精神状况是什么样的。第二个原因则是不能够让医护人员承担“生前预嘱”所带来的责任与义务。“生前预嘱”的推广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推广理念、完善实践中的程序与监督体系都是推广“生前预嘱”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最后，实践队员采访了重庆市中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蓝医生。目前，重庆市的“生前预嘱”在重庆市部分实施但不全面。蓝医生指出，在实际生活中，倘若患者在生前准备了或者医生了解过生前预嘱的真实性以及在患者签订拒绝某种治疗的同意书的条件下，医院方面会优先尊重患者的意见。蓝医生同样指出了几个生命末期的临床表现，认为“生前预嘱”的执行条件有判断标准。蓝医生提到，“生前预嘱”的实施，可以有效减轻临终患者的痛苦，在大环境下，应当大力推广。“生前预嘱”的推广，一是要加大法律宣传，使广大群众逐步接受“生前预嘱”的可行；二是完善医院的配套措施，例如确保此份预嘱的合法性、可靠性、真实性，尽可能与患者进行二次确认，再在患者临终之时遵循预嘱；三是确保医院方面与家属进行了反复的沟通，避免因此出现的医疗纠纷。
社会实践是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运用所学知识实践自我的最好途径。希望通过此次社会实践活动，推广安宁疗护、尊严死亡的理念，将生前预嘱植入中国社会“善终”的文化传统中。同时，让实践队员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实践中磨砺发现社会痛点的炯炯慧眼，将所学所知运用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