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暴雨洗刷了整座城市，过曝的太阳似是要将人烤化，狭小的休息室大大小小的挤进了四名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和一位长者，“我父亲叫余敬和，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1931年9月，我父亲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两过雪山、草地。那个时候，是红军反围剿的时候，红军要从金寨县转移，他就和他们一起走了，不比现在，那时直接跟着部队就走了。后来，张国焘和毛主席分裂，张国焘把我父亲他们一部分人带了回来，但是我父亲他们被带回来的这一批人，意志坚定，就自己返回去找红军中央了。”说起父亲当年的故事，余叔叔既是感慨万千又为父亲感到骄傲，当听见两过雪山草地后，红军人数已只有不到一万人的时候，我的内心狠狠地揪紧着，余叔叔平静的语气之下是挖野菜、吃树根、每天都有战友牺牲的那段悲壮的行军。透过余叔叔的身影，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挖草根充饥的军人，看见了被沼泽地瞬间吞没的士兵，看见了僵硬冻死的战士，看见了尸水横溢的草地，看见了在雪山之巅最高的红军墓，我看见了他们精神的高度。一句心底的“谢谢”道不尽我们深深的感激，下定决心，做一个有如炬火一般的人，正如鲁迅先生所写的那般“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可能有人会问，“红色教育、宣传真的能起到醍醐灌顶，犹如晨钟暮鼓般的作用吗？你所做的所写的是否只是一种形式主义呈现呢？”这个回答毋庸置疑是否定的。当听见余叔叔曾经也是一名消防兵，在二十几岁的血气方刚的年龄，他和战友们坚守着每周空余时间都去帮扶老红军日常起居的约定时；当听见武汉的学生不远万里前来，只为听老红军们做报告、讲述当年故事时，一瞬，这个问题的答案浮出水面，是潜移默化，是耳濡目染，是赓续传承。
“如何将特定环境下的文化（指革命斗争时期的红色精神）转化为和平年代下的文化教育？”这是一个红色文化如何顺应时代要求的问题，在与金寨县红色文化研究中心胡主任进行思想交流过程中，收获颇丰，让我最为关注的即是这个发展问题，他提到家庭文化，家风建设才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赋予传统精神力量新意义的关键。我们领悟到，要将革命文化为个人社会国家所用，成为家庭教育的一部分至关重要。要从人类发展规律层面看待革命留下的宝贵教育意义，生活即教育。只有在家庭教育中做好引导、学习、传承，红色革命文化才能真正的深入人心，在新时代被赋予新意义，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而与此同时，作为个人，对历史不仅仅是看，更多的是从文字中感受到历史，从历史的苦难中体验、学习、感同身受。这就是文字的力量，这也是教育的意义。之所以说家庭教育至关重要，是因为教育、宣传仅仅是提供学习的途径，真正的关键在于思想的影响，现在红色精神的传承重点不是在于强硬地灌输知识，而是培养个人意识和对于红色基因传承的思维建设和实际践行。
最后的最后，胡主任的一句话很打动我，他说：“我们每个人不是都要去做大事，大的事情也是由小的事情组成的，我们要把小事做好，做炬火，发一点光也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