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唱衰中国制造业的声音不绝于耳，当下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中国制造业还能不能往上，下一步该走向何方？中国的制造企业能否在新一轮时代变革中顺利转型升级？
我们可以从时代大背景的角度作出分析，也可以从产业自身或者技术等角度去分析，但是归根结底，中国制造的未来，必将是要靠新一代的年轻企业家来支撑。回想改革开放后的近40年，经济的发展不就是任正非、柳传志、宗庆后等老一辈企业家带领大家共同奋斗的吗！而今，上一辈企业家正在逐步退至幕后，在新的商业变革中，一群年轻的新面孔不断走上台前，成为当下中国制造转型的主力。
新生代工业家
姑且称他们为新生代工业家，他们既有白手起家自主创业的，也有来自家族企业的接班者，这是一群主要出生于20世纪80、90年代的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学系副主任窦军生表示，相对于8090后一代新生力量，第一代企业家的创业往往都是生存驱动的，所以他们的吃苦精神往往是非常强的，哪怕是只能赚点辛苦钱，他们也仍然能够坚守。同时，由于他们都是大浪淘沙之后的优胜者，虽然是草根但他们往往有着极强的学习能力和悟性，因而对宏观政治和经济趋势的把握，以及市场敏感度或嗅觉可能都会略高一筹。
但是，新生力量也并非没有一点优势，他们都有很好的教育背景，往往接受过比上一辈企业家更好的教育，还有不少是拥有国际化的教育背景，这也让他们更具国际视野。
崭露头角
在《世界经理人》的采访中，周光兵、邵逸群、陈忠达和邢文杰四人都在制造领域创业，席磊和孙凌峰则分别是制造业内的两家家族企业的接班者，他们都生于1980-1990年之间。虽然年纪轻轻，可能在做事的沉稳上和上一辈相比还有些差距，但是他们并没有浮于表面，创业经历也使这些年轻的新生力量表现出一种超越本身年龄的成熟感，他们寻求认同的同时也更看重实际和踏实。“年轻只是一个外界贴的标签，”邵逸群说，她是深圳市拓能毅锂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眼前这位是最年轻的一位受访者，出生于1990年的她相信在这背后，靠的更多的是个人的态度和能力。
初入锂电池行业的邵逸群，接触的都是比他年长的客户群体，不过，作为一名90后，她丝毫没有露怯，而是凭借自身的专业能力和认真的态度去赢取客户对她的信任和尊重。邵逸群在公司的初创阶段，花费了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去跟进一个客户。“我一直坚持联系客户，并持续关注对方公司的动态，期间还会与客户讨论对方的产品和公司战略等，为客户提供自己的专业见解。”这股坚韧劲最终打动了对方。对于邵逸群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订单，更是一种认可。
的确，年轻在商业过程中具有不可否认的优势，不管是个人的精力和体力、冲劲与干劲，以及学习能力，更加开放的心态等因素都相对较好；但另一方面，成熟的心态、丰富的经验和行业积累等都需要时间和历练，这也是他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上海艾络格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光兵
出生于1980年的周光兵现在是上海艾络格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他在20出头就进入了传感器行业做外贸业务。创业之前的他在一次拜访客户的时候，一位在行业深耕近20年的前辈对他谈起行业的挑战与企业的困惑，“深入这个行业以后，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力不从心的。以传感器为例，中国只能卖几百元，而进口的传感器就要卖到上千元甚至几万元，但是我们却不得不用，国内传感器的竞争力相比之下大为逊色。”带着对中国未来传感器行业以及周光兵的期许，这位前辈向周光兵说道：“如果你能在这个行业坚持三年，我就投资你创业。”
以资本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否源于媒体的过度热捧，这群出生于8090的新生力量近几年都引起了资本市场浓厚的兴趣。但是在投资逻辑上大部分资本更偏向于产品型创业者，以及看重创业者本身在行业的经验与历练。
而因年龄差异、生活经历和思维不同而造成的两代人价值观差异，也是他们需要面对的问题。东莞朕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席磊的父亲成功经营着一家电线外皮塑胶的工厂，朕源电子科技是2014年自己结婚时父亲送给他的结婚礼物。生于1988年的席磊跟父亲的理念就不一样，他父亲对外贸抵触，“没见过面的人，在网上聊两句不可靠，怎么就会给你生意做？那都是骗子。”因此只做国内市场。
东莞朕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席磊
年轻的席磊则能够更宽容地看待世界，认为外贸业务比国内好做，没有帐期，结算快。但是经验的缺乏也让他受到了教训，因为相信一家老客户，没有了解具体原因就轻易答应对方的延期结算，完全没有考虑后续的风险，结果那家企业倒闭了，上百万的货款血本无归，被父亲痛骂。
因为一次客户的参观，广东恒基金属制品实业有限公司副总裁孙凌峰跟父亲产生了冲突，父亲希望孙凌峰能够在客户去工厂参观前给负责接待的人打电话，提醒他做好现场管理，孙凌峰反问父亲，为什么现在才提醒他呢？孙凌峰没有打这个电话，他父亲十分生气，不过他父亲跟公司的管理层过去看完之后很满意。客户参观结束后，他父亲就带着疑问去找孙凌峰，他就给父亲解释到，“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提醒他，而是让他认为必须那样做，且那样做对他是有好处的，而不是你命令他去做。”
广东恒基金属制品实业有限公司副总裁孙凌峰
孙凌峰认为，他父亲那一辈比较喜欢亲力亲为，但是企业大了之后不可能什么都自己去做；而且上一辈喜欢一步到位。“我经常跟员工说，我允许你犯错，因为你错了下一次你会做得更好，我要的是你有进步的心；而不是要求他马上给我完美的结果，这样反过来让他有一个学习的心态，下一次他就会自动去做，都不用你去管了，这点我们和父辈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对此，窦军生向《世界经理人》分析，上一辈企业家主导的制造企业往往都还停留在经验管理阶段，有些已经在探索向现代管理体系的转型，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学习和模仿。而新生代企业家一开始接触的就是西方现代管理制度，有些还是在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中实际工作过，有着切实的体验，但同时也明确它存在的不足，所以他们往往会更加理性地看待所谓的现代管理制度，带有更强的一种批判性思维来对待和分析。
不过，老一辈吃苦耐劳的精神也还是让当下的新生代工业家非常敬佩的，在《世界经理人》的采访中，这些年轻一辈的新生力量都非常认可上一辈拼搏打下的市场地位，勇敢、坚持、踏实等精神都成为他们今后道路上学习的关键。他们普遍认为，他们这群新生代工业家，在承接实干作风的基础上，同时又增加了一些更加宽广的视野，思想上也相对活跃，对于产品也有更加个性化的理解，并各自走上了细分化的市场。
激情涌现
“我希望Made in China不再是廉价和劣质的代名词，我希望撕下这些标签！”邵逸群坦诚地说。公司成立初期，邵逸群常会遇到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有些客户拿到公司产品后，就问为什么产品不便宜，他们认为中国制造的产品应该价格低廉。“其实我听了以后很不高兴，我觉得这都是过去了，现在的中国制造，无论是在产品上还是服务上，都提高了非常非常多了。”
在大学时期，当周围人都还沉浸于校园生活时，邵逸群就开始考虑毕业后的就业问题，认真分析了自己的优势与兴趣后，就决定投身于制造业。“我喜欢实实在在的产品，我看见它们从我的工厂制造出来，然后我再把它们销售出去，这让我很有成就感。另外，即便是在传统的制造业里，也可以发掘出很多新的模式去做，这其实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比起互联网、金融、房地产那些看似虚幻的行业，她更喜欢实在的事物。
邵逸群认为年轻人一讲到创业，就好像一副特别热血、自我膨胀的样子，觉得这很不靠谱、很不稳重。“创业的目的是什么？并不是为了创业这个虚名啊，我们总是得要做出点事情来。也不说什么民族振兴等宏伟的话，我只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改变世界对中国制造的印象。以后大家提到中国制造，就会觉得这是有保障的产品，自然而然的联想到高规格和高品质。”
长期生活在国外的孙凌峰在近几年回到国内帮助父亲一起打理公司，对国内的情况了解的越来越多，对中国的未来也愈发抱有信心，只要身边的朋友一说国外如何好，他就会向对方分析国内的情况，证明国内现在也变得越来越好了，让对方感受到他身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
他经常跟别人开玩笑说：“为什么日本那个喷水马桶可以洗屁股，怎么想出来的呢？因为在日本有传统的陶瓷行业，也有高科技的电子行业，两个行业发展的都很好，结合起来就能推出新的产品，同时解决人类的一些生活需要。”他认为中国也需要这个东西，拥有强大制造能力的顺德当下最欠缺的就是创新能力，而深圳的企业相比之下创新能力就强很多，如果深圳的高科技企业和顺德的传统制造企业合作的话，也能不断推出更创新的产品，中国未来就是需要这样的跨界合作。
窦军生表示，这个时候，使命感和梦想就在他们的方向选择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如果是家族企业且有着自己明确的核心价值观和梦想，作为家族成员的8090一代有着强烈的家族使命感，那么坚守工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就成为他们履行家族使命，实现家族梦想的一个再自然不过的追求。
孙凌峰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从小在香港长大，中学的时候就去了英国，直到研究生毕业后才回到香港，去一家美国公司工作了一年，因为父亲公司在日本的生意比较多，又去日本攻读了两年日文。其实他父亲一直鼓励他选择自己喜爱的专业，但是孙凌峰感觉父亲肯定有一天希望自己回去帮他管理公司，本科时他就选择了与金属制品有相通之处的电机工程，研究生则选了工商管理。那时他就想到有一天要回到父亲的公司工作，但又不希望那天到来时自己毫无准备，他希望当自己去到公司后并不是单纯的去学习，而是能够提供力所能及的贡献，将业务与工程搞好。
孙凌峰开始回去帮助父亲是因为一场自然事故，2011年3月初日本发生里氏9.0级的大地震，地震造成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因为家人的担心，孙凌峰在地震的第二天就回到了父亲的公司。突然从日本回到中国，他发现两地工厂的现场环境管理差别实在是太大了，那一年他就开始给自己定下目标，要将工厂的现场管理做好，并成立了精益生产5S小组，同时希望通过这个改变让公司的人对自己产生认同感；随着对公司深入的了解，其它问题也依此暴露出来，第二年他将目标定为在公司重新建立一套完整的培训系统，以此往复，孙凌峰每一年都会给自己制定一个目标。
邵逸群和孙凌峰是从个人理想与振兴工业角度出发，此外也有许多新生代工业家开始注重公司对环境的影响。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无以避免地造成了环境的恶化，近年来不断引发全民关注的雾霾更是让大家对此深有体会。“关于环保，这是一个企业和管理者必须要承担的责任。”邢文杰从创办公司的初期就非常注重企业的环保责任。他参与创立了江苏德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家结合户外高清液晶数字标牌研发生产与智慧城市信息服务的企业，他现在是这家企业的副总经理和股东之一。
随着打交道的公司不断变多，邢文杰和团队发现，很多低成本的、环保效能落后的企业仍大量存在并占领着市场，且对此不以为然。但是当部分企业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使用先进的环保技术、高成本的产能技术去生产后，反而无法在价格竞争中，打败那些低成本的、粗糙原始技术生产的企业。“因为二者间竞争的价格基础是不同的，这有违商业公平竞争的原则，也将让支持环保、去产能化的良心企业发展受挫。”
但邢文杰选择承担，环保理念如今已经被管理团队吸收成公司的指导战略，他希望企业能够以环保价值观去影响客户，并获得大家的认同。在选择供应商客户时，他们会要求对方的生产设备、对废物的排放指标达到相关的国家标准，并要求对方持有相应的合格证明。
可以发现，这一代的年轻的工业家都有着十分明显的时代的烙印，他们提倡平等、民主，甚至有些理想主义，但同时也更看重效率和企业责任，也更敢于不断地尝试。
前行路上
近两年，工厂倒闭的消息在中国的制造业大省接连传来：东莞数家万人制造企业破产倒闭，温州的传统制造业每天都有企业在消亡，全国各地的许多制造企业都面临信任危机……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不断的说下去，从中国政府近两年出台的供给侧改革和“中国制造2025”政策也可以发现，中国以往靠中低端产业发展起来的制造业的道路已经快走到尽头了，改变和升级是必须的。
但这个转型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完成的，未来的担子无疑会落到这些8090一代新生力量的肩上。窦军生指出，这个阶段只是刚好遇上了他们而已。从这个角度讲，他们向产业链高端转移是一个区域制造业或工业发展过程中的特定演进阶段。对于新生代企业家而言，他们往往具有更加国际化的视野，更加系统的知识结构，以及专业化的技术背景，这些都有助于他们更快地寻找到自己独特的定位，并有效地打造自身的特色。
生于1984年的陈忠达做制造工厂之前，做了十几年的代理商，深深了解目前市场上充斥着没有品牌、低价质次的耳机。陈忠达一直反问自己一个问题：中国其实有制造品牌的能力，但为什么国际知名的耳机大品牌中却没有一个来自中国？
这的确是中国企业目前所欠缺的，企业推广能力很低，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的品牌推广上做的还是不够；另一方面是，企业没将产品的品质做好，一门心思想靠推广解决，结果越推越死的快。2015年的元旦，陈忠达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东莞市云仕电子有限公司，专注做有线小耳机，主打高端市场决定做动铁耳机，他希望公司能在三年之内成为中国动铁耳机第一品牌。这样的目标让他对于品质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设立了8道检测工序，20台电声器件测试仪专用设备，一台售价就接近3万元，所有原材料进库前需要每一道工序全检，以此来保证品质。刚开始生产时，员工总是60分万岁，生产主管认为对品质的严格要求是鸡蛋里挑骨头，提出要提高品质就会增加成本，陈忠达就说：“你说需要增加多少成本，我给你加，不惜一切代价提升品质。”
邵逸群也将产品定位于细分领域的中高端市场，坚决拒绝走以往中国制造的大众化和低价路线。即便是在锂电池这个传统行业，她也始终坚持尝试探索新模式以给产品增添更多附加值。而成本对于制造业也的确是一大问题，以前只要将工厂建在中国就能赚钱，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企业把工厂放在印度、越南和墨西哥等成本更低的国家，也就是在中国建厂基本已经不具有成本优势，原来的中低端产业的发展路径已经没有市场了。
面对中国制造业所面临的诸多困境，邢文杰并不过分担心。他坦言：“因为公司并不是传统型的制造企业，生产环节上的负面冲击来得不那么猛烈。但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企业必然要通过创新来稳固自身的地位。公司目前更多将重点和投入放在研发环节上，为客户提供定制的解决方案。比如有些客户需要将相关信息发布在数字标牌上，虽然在国内市场上很容易能够采购到一些硬件，但客户需要的是一套定制的软件来与他们的内容匹配。”正是看到了这个现状，邢文杰针对硬件设备进行软件的定制服务，解决了许多企业的痛点。
周光兵没说那个前辈后来是否投资他的传感器公司，现在他们已经放弃了很多OEM的订单，基本转型做自己的品牌。在转型做自主研发时，周光兵对企业经营也曾感到困惑。“关于公司投入研发设计产品，可能就会有人问，这样做的意义到底何在，未来会有前景吗？刚开始也有动摇过，怀疑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但是经过了这段彷徨的时期之后，我觉得我们80后这一代人也是社会中间力量，应该有所承担。想通这个以后，继续坚持投入产品研发，提高产品的质量水平。”
周光兵认为，缺乏研发设计能力的制造企业，它所面临的挑战会越来越大，被淘汰的概率也比较高。“以富士康为例，他们加工做得非常成功，但现在也开始帮客户做设计。这些都是给我们的启发。作为注重研发设计的公司，我们会一直着力于投入这一块，并以技术为导向。”
针对这一现象，窦军生指出，无论是供给侧改革还是中国制造2025规划对于新生代企业家而言都是非常好的机会，因为它们会让整个中国的制造业都逐步认清楚未来的发展趋势不再是低端的无序竞争，或者一味地价格竞争，而且新生代企业家对全球性的新鲜事物或技术趋势比较敏感，所以在技术创新驱动型的创业机会识别和开发方面往往更有优势。
我们回到席磊的故事，2014年从父亲手中接过朕源电子，席磊的路走得并不太顺。“哪里跌倒哪里爬起，至少不用担心家人的生活费，老爸还是可以负担的。”被父亲痛骂之后的席磊得到了父亲的原谅。席磊在2014年和2015年分别做了100万和200万，2016年本来做了600万业务，但因为轻信客户，拖欠的160万货款随着对方的倒闭也告吹，一年白干了，公司只好采取紧缩政策，员工从130减少到60多人，并花了30万高薪才留住生产负责人。
尽管这次失败的经历让席磊得到了教训，了解了一些埋伏在路上的商业陷阱，也发现了人才和管理的重要性，但是他依旧没有打算投入资金加强管理或设备。因为他自己也还没想好下一步具体该怎么走，他希望借助这次业务收缩和整顿的机会想清楚未来的道路。
的确，新生代工业家作为公司的最终决策者和团队的领头羊，面对的是一份极具挑战的工作，需要极高的综合能力、对本行业的深刻理解、优秀的管理能力，同时还要对各方面的基础常识都懂一点，而许多新生代工业家仍然很难同时具备以上条件。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如果他们自身尚处在一个亟待提高的阶段，没有强大的学习能力和惊人的调整速度，他们将难以驾驭公司这辆飞速行驶的马车。这也是这群新生代工业家未来面临的一大挑战。
窦军生补充道，新生代企业家面临的主要挑战可能是结构性失调内在固有的一种路径依赖或者惯性造成的，体制、机制和文化要素的改变难度可能远远高于硬件设施的改造难度。
